無名小子的回憶錄-憶國樂往事-24

國樂界的人與事
憶香港愛樂民樂團首次來台演出
作者： 翁自得　(創作完成日：2008年06月13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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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980年代，臺灣仍是戒嚴時期，是思想控制的時代，公開演奏「匪曲」(註：當時仍在世的中國作曲家所創作樂曲的泛稱)，可能被控為匪宣傳，要公開演出「匪曲」，都必須改換作曲者姓名或變更曲名，但這不是法令的規定，只是當時國樂界不約而同的一種默契而已。
　　1983年香港胡琴演奏家黃安源首次來台演出時，曲目大多數是「匪曲」，二胡名曲「二泉映月」不僅改名為「泉月映輝」，作曲者還由「崋彥鈞(阿炳)」改名為「董榕森編曲」。

　　1984年，有一天，接到揚琴演奏家李庭耀的電話，問我能不能主辦香港愛樂民樂團來台演出，李庭耀當時是愛樂的團員，1983年曾為黃安源伴奏來台演出。

　　當時，我雖然仍有接辦新加坡德明政府中學華樂團來台演出後惶恐的餘悸，但既有黃安源演出「匪曲」模式的前例可循，本想直接以景文工商的名義主辦這場音樂會，但後來考慮到以私立中學名義主辦國外正式國樂團來台的音樂會，可能會被認為只是單純友誼性的低水準演出，新聞報導演奏會消息機率太低，而決定放棄。

　　在選擇主辦單位的過程，因台北市立國樂團是唯一的專業國樂團，演出頻繁，演出的曲目又多，如何處理「匪曲」的問題，應該比我更有經驗，不必再為此擔心，遂決定由專業國樂團來主辦第一支國外正式國樂團來台的音樂會，就去找時任北市國的指揮李時銘談，李時銘同意主辦，我就把愛樂的相關資料給了他，果然，因為中國的國樂團都使用「民」樂團之名，北市國連香港「愛」樂團也擅自更名為香港愛樂「中」樂團。本以為這次可以無事一身輕地欣賞愛樂的演出，但事與願違，剛好相反。

　　演出前三天，我到北市國找李時銘詢問愛樂的行程，何時下機？誰去接機？來台期間住那裏？李時銘回說，他們只負責提供演出場地與節目單，沒有準備食宿。

　　「天啊！愛樂一行約40人，三天後要來台北演出，吃住在那裏？食宿及交通費用誰負擔？都還不知道。」

　　離開北市國，在回家的路上，腦海裏想的都是，這次事情更大條了，2年前的德明只是能否如期演出的問題而已，且問題的發生與我完全無關，而如今的愛樂，是我推薦給北市國主辦，若我不接手處理，他們豈不是要「落難」台北街頭？但錢那裏來？

　　還真的與愛樂有緣，當時我擔任景文的訓育組長，剛協辦秘書室主辦的以「Homestay」方式接待日本鹿兒島姐妹校活動不久，有辦理「Homestay」的經驗，靈機一動，就當機立斷，當晚馬上連絡學生與多位國樂友人，告知他們突發的情況，希望他們能共同協助，而他們的回應都非常熱烈，令我相當意外與感動，心裏想著的，就是要把這次「Homestay」辦好，如何才能不讓愛樂負擔任何食宿費用？又能達到真正交流的目的。

　　統計學生與國樂友人可以在自家接待食宿的人數，遠超過愛樂的40人，因此，我儘量安排同一專業樂器的在一起，很可惜，當年安排的名冊已找不到了，如今，只記得愛樂指揮易有伍住董榕森家，團長黎漢明住我家，其他的安排已沒有印象了。

　　這場音樂會，在節目單掛名的單位，除了主辦單位是北市國外，還有指導單位行政院文化建設委員會，協辦單位中華民國國樂學會，贊助單位東和木業股份有限公司，心想既然要掛名就應該負擔部分費用，否則，心有不甘，就主動提出要求，希望他們至少能請愛樂全體團員餐敘一次，如今只記得，時任中華民國國樂學會理事長及立法委員的周文勇，在立法院的餐廳請吃一餐，另外，國樂友人陳伯廉請吃一餐。

　　後來想想，這種安排方式，在當年戒嚴時期，台灣的國樂人幾乎無人不想多了解中國與香港的國樂，應該也是當年國樂人最想要的交流方式，甚至是有錢也買不到的活動，相信愛樂團員應該也不會太計較這次意外的旅程。

　　同年12月30日，愛樂從高雄到台北，在社教館旁下車，北市國無人來接待，我只好「假冒」主辦單位來接待，安排愛樂下車後的相關事宜。

　　同月31日下午彩排時，最令我印象深刻的是，愛樂雖然只是業餘的，但弦樂的水準，遠超越台灣的任一國樂團，尤其是弦樂的力度、勁道與張力，應該是最值得台灣樂團學習的。

　　當晚愛樂演出前，突然想到，若是角色轉換，是我帶團到國外演出時，人生地不熟，可能會發生何種意外狀況？若發生，要如何處理？主辦單位又未派人來負責，因此，決定不當無事一身輕的觀眾，留在後台，冒充後台總監，協助處理後台事宜。

　　曾有人說香港人非常現實，我再用心幫忙，也不會獲得任何回報，但這不是我的人生觀，要幫人就不應求回報，不過，黎漢明後來主動回報給我的，遠遠超過我這次的付出，我的付出只有一次，他的回報則是數不清的n次，今年6月1日我在香港兩夜的住宿費，他還是堅持幫我負擔。

　　反而，在1994年前後，我從事政治幕僚工作時，聯電及鴻海經常遭到美商控告侵害專利權，我曾以智慧財產權的專業，義務且主動直接幫助過聯電及被動間接地協助過鴻海，最後的結果，還都如聯電與鴻海所願，但船過水無痕。

　　更有甚者，台灣一位知名的國樂人請我幫忙，我如其所願地盡力協助完成，他事後有回報，但卻是「恩將仇報」，誰才是真的現實？對我而言，不言而喻。

　　我與李時銘這次的「緣」雖已盡，但「情」真的未了。我推薦愛樂給李時銘，愛樂差點「落難」台北街頭，1987年，我推薦李時銘出任「台灣國家國樂團」的前身「國立藝專實驗國樂團」首任專任指揮，結果....(另文「職場上的抉擇--婉拒台灣國家國樂團首任專任指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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