無名小子的回憶錄-憶國樂往事-23

國樂界的人與事
憶新加坡德明政府中學華樂團
作者：翁自得(創作完成日：2008年06月06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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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08年6月1日，好友盧亮輝的「愛河」鋼琴協奏曲在香港首演，由香港愛樂民樂團協奏，他邀我陪他去香港欣賞。
　　同年5月31日晚上在香港文化中心排練時，香港中樂協會理事長黎漢明(前香港愛樂民樂團團長)突然問我，「你知不知道新加坡有一所中學的華樂團叫德明」，我腦海裏震了一下，心想該不會是與香港愛樂民樂團一樣，當年來台演出但差點「落難」的同一學校吧，我反問他為何而問，他說明天德明與愛樂同台演出，頓時，我直接的感受是「不可能」，人生怎可能會有如此巧合的事。

　　1983年，我擔任台北市私立景文工商訓育組長兼國樂團指揮，剛以「黃帝」琵琶協奏曲(註：盧梅端主奏)獲得高中職組國樂合奏第一名，有一天突然接到救國團的電話，新加坡德明政府中學華樂團一行約70人，一週後要來台演出，希望我能為他們舉辦演奏會，我直覺地問，演出地點在那裏？救國團回說不知道，演出地點沒決定，有無入場券、節目單及海報等就不用再問了，心想70人樂團一週後要來，演出地點在那裏都還未決定？救國團是主動活動的第一高手，怎會如此草率辦事？原來，另有「政治犯」的隱情。

　　還好，我曾經在1979年及1980年為台北縣立海山國中國樂團及溫金龍舉辦過三次演奏會，有舉辦音樂會的實務經驗，這次的演出才得以順利如期舉行。

　　演出當天，下午彩排，一般樂團彩排時，都會將所有要演出的曲子從頭到尾排演一次，那天印象非常深刻且意外的是，德明的指揮鄭朝吉只排演每首曲子一小部分，就讓他的學生下台休息。輪到我指揮景文樂團排練，第一首排練完後，我突然發現德明的學生都拿著樂器在台下等候要再上台的樣子，心中非常納悶，「你們不是彩排好了嗎？」，等我排練完後，鄭朝吉馬上指揮其學生上台，把要演出的曲子從頭到尾排練一次。

　　彩排後，我問鄭朝吉為何又再彩排一次，他回說「我在新加坡聽到你們台灣的國樂錄音，水準都很低，那知道你們景文水準這麼高！」

　　演出當晚，僑光堂滿座，也首見德明樂團非常齊全的樂器編制及聽到這種編制演出的效果，一週來的辛苦總算沒白費。

　　德明與景文最大的不同是，德明的樂器品質高，學生素質也高，樂器配置又齊全，鍵盤笙和加鍵嗩吶等更是臺灣首見的國樂器，當時真的羨慕至極。德明離台前，我主動提出要求，希望能買下鍵盤笙和加鍵嗩吶，留作紀念，後來，校長只同意留下一支次中音加鍵嗩吶，隔年，我指揮景文以「傜族舞曲」參加合奏比賽，賽後，董榕森等評審都不約而同地詢問「那是什麼樂器？」

　　演出後，救國團連一句感謝語都沒有，真是無情，而救國團是當年國內主辦活動的第一高手，為何不自己主辦？原來，當年是戒嚴時期，而德明演出的曲目可能有「匪曲」(註：當時仍在世的中國作曲家所創作音樂的泛稱)，救國團一直擱著不敢處理，後來才不得不找景文來當可能的「替死鬼」，當年，我可能因而已被列入「通匪」的黑名單還不自知。

　　意外的是，鄭朝吉回新加坡後，馬上向上海的國樂作曲家顧冠仁推薦，邀請我帶團到上海參加1987年「首屆海內外江南絲竹創作與演奏比賽」，邀請函先寄到新加坡給鄭朝吉，鄭朝吉只套上一個半透明的信封就寄給我，輕壓一下外信封，就可以看到內信封寫的寄信地址是上海，我接到信時，極度惶恐，心想這下完了，國樂界曾發生史庭輝因持有「匪曲」錄音帶而被關10年的事件，而我兩年前才發動台灣音樂比賽史上最大的抗議事件，國樂家林谷芳又曾在台北市新生南路一家餐廳的國樂友人餐敘中公開說，中國琵琶演奏家劉德海在新加坡演講時，曾提到我有一個學生叫黃素娥，很仰慕他，曾寫信給他，希望有機會能跟他學習，還當場提醒我要小心，我又有台灣唯一的「匪製」樂器，「通匪」罪證確鑿，整夜都無法入睡，擔心隨時會被抓。

　　幸好，當時因為每年都要與台北市私立育達商職國樂團在同一區初賽，認識育達商職國樂團的指揮黃家璋(註: 現在仍是)，他任職於警備總部，不過，自從景文參加合奏比賽後，育達即無法再參加決賽，不知道他會不會懷恨在心，要不要找他幫忙？一直讓我舉足不定。隔天一早，還是硬著頭皮帶著邀請函到警備總部拜託他幫忙處理，經他告知應該沒問題後，才逐漸放下心中這塊沉重的石頭。2008年4月，與黃家璋餐敘時，回憶當年情景，尚有餘悸。

　　1984年，香港愛樂民樂團一行40人來台演出，也發生類似情況，如今，真的很巧，當年我曾在緊急情況下接待的兩支國外國樂團在香港同台演出，那時愛樂團長黎漢明現任香港中樂協會理事長，德明指揮鄭朝吉現任新加坡華樂協會理事長，都是當地樂界的領導人，而我則是國樂界逃兵，逃了約25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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